名案特写：三十四年冤屈终昭雪，无罪抗诉载入最高检报告——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金杰律师团队辩护手记与申冤之路

——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金杰律师团队辩护手记与申冤之路

编者按

2025年3月8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指出：“加强刑事审判监督。提出刑事抗诉6530件，法院审结后改判、发回重审占75.6%。胡某、廖某因强奸罪被判刑而一直申诉，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原判确有错误，依法提出抗诉，经再审改判两人无罪。”

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一桩刑事案件，何以被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？

这起长达三十四年的申诉背后，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艰辛历程与辩护交锋？

为此，我们特邀案件的辩护人——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金杰律师，讲述这场跨越时代的正义接力。

三十四载冤屈，七年无偿辩护，终迎无罪判决

据悉，该案由京都律师事务所金杰、杨文、张殿龙三位律师共同代理。在持续七年的无偿法律援助中，律师团队与当事人并肩坚守，推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，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，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。

因此，该案作为刑事申诉的典型案例被收录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，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予以公布。

胡某、廖某改判无罪的案件被写入202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，彰显了本案在申诉、抗诉、再审全过程中所具有的典型意义、指导价值与司法警示作用。

然而，这条长达三十四年的申冤之路，却布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曲折，也浸透了当事人与代理律师无数的心血与坚持。

2024年12月25日下午4时，景德镇市珠山区法院第三审判庭内，旁听席座无虚席，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。

随着审判长法槌敲响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庄严宣判：原审被告人胡某、廖某无罪。

听到判决的那一刻，胡某与廖某眼眶湿润，久久无言。三十四载冤屈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洗清。

从1990年至今，二人申诉之路走了整整三十四年；而京都律师事务所金杰、杨文、张殿龙三位律师，也为此案倾注了近七年的无偿辩护与不懈努力。

本案最终被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型案例，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，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值得铭记的注脚。

这是国内迄今申诉时间最长、一次撤销三个生效裁判的刑事案件，历经九轮审查与审理的曲折历程，最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抗诉、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下，实现了彻底的司法逆转。

在笔者看来，本案不仅是一宗法律意义上的胜利，更是一段关于信念、坚守与司法文明演进的时代叙事，给予我们深刻震撼与持续思考。

以下内容整理自本案办案实录及相关专访，现予全文刊载，以飨读者。

一、饭后散步，认定嫌犯

1990年5月6日傍晚，胡某与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廖某吃过晚饭，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。路上遇到执勤民警，二人还点头打了招呼。然而下一刻，他们却被带往市公安局后院——一场噩梦自此悄然开始。

彼时他们并不知道，就在前一夜（1990年5月5日晚），被害人小娟（化名）向市公安局报案称：当晚10点左右，她在景德镇火车站附近卖发糕时，被一高一矮两名男子以“还有几个人没吃饭”为由，诱骗至附近。途中经过瓷器商场旁一平房，矮个男子踹门未开，二人又继续将她带往更僻静处。小娟察觉不对、拒绝再走时，遭对方捂嘴、卡脖、拳打，被按倒在地强行脱裤。此时恰有路人小花（化名）经过，高个男子故意高喊“你得了我50元钱”，小花因天黑未看清而离开。随后，二人又将小娟挟持至旁边田地，先后实施强奸。事后，高个男子掏出两张五元纸币塞给她，被拒后持刀威胁不许报警。

此案在当时属情节恶劣的重大案件，警方正加大排查，意图尽快破案。而胡某与廖某恰为一高一矮，身形特征与被害人描述相似，因而被办案人员视为可疑对象，带回公安局讯问。

下车后，二人被分开讯问。胡某被带进办公室后，民警指着窗外一名女子（实为被害人小娟）问他是否认识。胡某当即表示从未见过，小娟也对胡某并无确定指认。随后，民警又安排小娟辨认廖某。小娟见到廖某一愣，只说“不知道，不记得”。而廖某看到小娟，却点头笑了一下——事后他说，原来此女曾是厂里一位同事的妻子，自己此前在厂区见过。

当晚，由于被害人单独辨认不能确认二人是嫌疑人，办案人员未在继续组织辨认，两人在被短暂问话后即被送回家中。他们以为这场莫名其妙的风波就此过去，却不知这只是漫漫长夜的开始。

二、辩解无门，供述成疑

几天后，以为风波已过的胡某在下班回家途中，被便衣民警再次带至市局。审讯中，胡某坚称自己在案发时间（5月5日晚10点左右）正在陈大姐经营的“南北酒家”观看电视剧《人在旅途》。廖某也辩解说，当晚他在胡某家饮酒后感到头晕，早早就寝休息。

然而，二人的辩解并未被办案人员采纳，反被视作“拒不认罪”“态度不老实”，甚至被怀疑是“作案后返回现场窥探侦查动向”。随后，他们经历了连续、昼夜无歇的疲劳审讯。

据胡某与廖某事后陈述，在此期间，他们遭受了包括指供、诱供乃至刑讯逼供在内的种种非法手段。在身心极度压力之下，二人最终不得不按照办案人员的引导，作出有罪供述，并在其提示下形成了一份自述强奸过程的笔录。

1990年5月11日，市公安局将胡某、廖某刑事拘留，送入看守所。5月19日，市检察院以强奸罪批准逮捕。5月21日，二人被正式执行逮捕。

然而，多份有罪供述在细节上存在诸多矛盾，且随侦查人员的提示、引导而反复变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罪供述多形成于夜间、凌晨或连续审讯过程中，而无罪辩解则多出现于白天讯问，呈现出“夜间认罪、白天翻供”的诡异规律。尤其在案件进入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后，二人均全面推翻此前供述，坚持无罪主张。

尤为关键的是，胡某早在1990年5月10日第二次接受讯问时，即明确陈述了其在陈大姐“南北酒家”看电视的行踪。然而，令人奇怪的是，从一审直至再审启动前的数十年间，竟无任何司法机关人员对此重要线索进行核实。

胡某与廖某是否具备作案时间？这一根本疑问，始终未曾得到应有的调查与回答。

三、三退三诉，一审蒙冤

1990年7月7日，市公安局以强奸罪将胡某、廖某移送市检察院审查起诉。同年8月17日，检察院正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然而，案件随即陷入法院与检察院之间长达数月的“拉锯”：法院三次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补充侦查，检察院则三次坚持认为“基本事实清楚、基本证据确实”，再度起诉。

第一次退查（1990年9月10日）

法院以“犯罪事实不清、主要证据不足”为由退回。检察院在《补充侦查报告书》中说明：

1. 未做辨认笔录是因被害人“不能明确表态”；

2. 被害人衣裤上检出精斑但无法鉴定归属，认定“特征与陈述、供述基本吻合”；

3. 关于被害人口音前后不一的问题，以“被害人智能较低下”为由，采信其第一次陈述（本地口音）及证人证言；

4. 就诱供、刑讯问题，称侦查机关已出具证明“不存在引诱逼供现象”，认定翻供“无根据”。同年9月28日，检察院再次移送起诉。

第二次退查（1990年11月1日）

法院经审委会讨论，再次以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退回，并特别指出“被害人智能低下程度未作鉴定”。检察院于11月29日重新移送，认为口音问题属“枝节”，被害人智能低下“已有家属、居委会证实，无鉴定必要”，因为是被害人无鉴定必要，并强调应按“两个基本”原则判决。

第三次退查（1990年12月17日）

法院审委会再次讨论，仍认为“强奸犯罪事实不清，主要证据不足”，第三次退查。七日后（12月24日），检察院第三次移送起诉，坚持认为“基本事实清楚，基本证据确凿”，请法院依“两个基本”原则判处。

有罪判决尘埃落定。1991年1月12日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（90）刑一字第49号刑事判决：以强奸罪、贪污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；以强奸罪判处廖某有期徒刑九年。

程序拉锯背后的证据困境。三次退查、三次起诉的往复过程清晰表明，该案始终缺乏客观证据将胡某、廖某与强奸行为直接关联。法院的反复退查，实质上已多次对证据体系提出根本性质疑。然而，在“两个基本”的司法语境下，一审法院最终未能守住证据裁判的底线，作出了留有遗憾的有罪判决。

这场“三退三诉”的角力，不仅折射出当时司法实践中“定罪压力”与“证据不足”之间的张力，也为后续数十年的申诉埋下了伏笔。

四、申诉长路，几度波折

一审判决后，胡某、廖某不服，提起上诉。1991年3月6日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，认为“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”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胡某、廖某服刑期间及出狱后仍不服，坚持申诉上访。

2005年3月12日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，作出（2005）赣刑监字第1号再审决定书。决定此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，再审期间不停止原裁定的执行。

2005年4月12日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审理，作出（2005）赣刑再终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书。裁定认为，本案原一、二审裁判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撤销原裁判，将案件发回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，案件有了第一次转机。

然而，2005年9月11日，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，仍以“尚无证据证实无罪”为由，作出与原判相同的判决，二人选择再次上诉。

2006年4月13日，江西高院裁定维持原判，案件再度陷入僵局。

胡某、廖某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。2007年7月26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诉符合再审条件，指令江西高院再审，案件迎来第二次转机。

然而，2008年10月13日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仍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。希望再一次落空。

二人仍未放弃。2016年4月5日，二人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，并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请刑事抗诉。

2017年10月11日，江西省检察院以“未能提供新证据”“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申诉理由”为由，作出驳回申诉决定。

至此，案件在江西省内的司法程序已全部穷尽，申冤之路似乎走到了尽头。

然而，也正是这一次“终点”，成为通往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程序的起点。

五、走进京都，一跪惊尘

2017年3月6日，胡某来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，指名寻找金杰律师。。

首次见面，金杰律师与张殿龙律师共同接待了他。胡某陈述自己因强奸案已申诉二十五年，屡屡被驳，通过网络查询得知金律师曾任高级法官、高级检察官，认定“这是能帮我申冤的贵人”。

金杰律师深感此案历时漫长、程序反复，申诉又将耗费巨大精力，且结果难料，经慎重考虑，暂未接受委托。

次日，胡某再次来到律所，执意希望金杰律师代理。金律师意识到，此案历经八次审判、多次复查均被驳回，背后必定隐情复杂、阻力重重，仍难下定决心，再次婉拒。

第三天，胡某又一次推开律所的门。见到金律师，他径直跪倒在接待室地上，泪流满面：“我真的是冤枉的……二十多年来，我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强奸这个罪名，我死也不能背。我就算申诉到死，也要讨个清白……求您帮帮我。”

这一跪，跪穿了程序与理性的边界，也跪动了金杰律师的心。他连忙俯身扶起胡某，郑重说道：“你起来吧。如果你真是冤枉的，我就陪你走到底。我们一起看看，这个案子到底会是什么结果。”

胡某多年申冤，毫无收入，无力承担律师费。金杰律师当场表示，愿免费代理，提供法律援助。胡某坚持表示，若将来改判获得国家赔偿，愿全部用作律师费。金律师摇头道：“国家赔偿是你应得的补偿，本就微薄。我们做律师的，怎么能要你这个钱？”

2017年3月8日，胡某正式办理了委托手续。一场持续七年、直抵最高司法机关的无偿法律援助，自此开始。

六、阅卷受阻，取证维艰

接受委托后，为全面了解案情、夯实申诉基础，金杰与张殿龙律师首先前往一审法院——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阅卷。

然而，阅卷过程却遭遇重重阻力。法院工作人员不仅拒绝律师进入，更提出“需联系原办案人”等不合规要求。曾任法官的金杰严正指出：已结案卷归档后，个人无权调取；律师阅卷应依法通过档案室办理，这是正当程序。

面对律师的坚持，法院又改称“需最高人民法院立案手续方可阅卷”，继续阻挠。金杰律师郑重回应：“我们代理申诉，也是在为息诉服判尽力。若卷宗显示证据确实，我们愿劝当事人息诉；若证据不足，案件迟早必改，当事人亦会申诉不止。”

尽管依法依规交涉，阅卷之门仍未打开。

鉴于廖某同为本案当事人，金杰律师经胡某多方联络，最终说服出狱后不愿见人的廖某委托代理。见到北京律师愿提供法律援助，沉默寡言的廖某眼含热泪，连声道谢。

由此，金杰、杨文、张殿龙三位律师正式组成代理团队，分别为胡某、廖某提供法律援助，申诉工作进入双线并行的新阶段。

七、踏破铁鞋，寻访证人

由于无法阅卷，律师团队转向当事人和证人调查取证。他们多次往返北京与江西，逐一寻访案件证人，核实关键证据。

取证之路充满艰辛：证人居住分散、年事已高，有的重病卧床，有的不愿重提往事。金杰与杨文律师驱车千里，逐一登门，耐心沟通，帮助回忆。

令人动容的是，大多数证人仍愿仗义执言。其中，可证明胡某案发时在“南北酒家”看电视的陈大姐，语气坚定：“那天晚上胡某确实在我这儿看到十点左右，我愿意出庭作证！”

另一位身患重病、说话困难的证人，仍坚持出具书面证言，并说：“如果改判了，一定把判决书带给我看看。”遗憾的是，无罪判决下达前几天，他已悄然离世。金杰、杨文律师闻讯，心中久久难平。

八、重构真相，刑讯疑云

因此案缺乏客观证据将胡某、廖某与被害人直接关联，有罪判决几乎完全依赖二人口供。而这些口供是如何形成的呢？

同监室证人证实：胡某夜间提审回来常“表情痛苦、走路摇晃”，自称被殴打致听力受损，至今需戴助听器；还有证人看到他被搀扶回监室，多日无法放风。廖某亦陈述曾被打致腰部受伤，行走困难。

结合讯问笔录时间多集中于深夜、持续时间长、呈现“夜间认罪、白天翻供”的规律，律师团队认为，有罪供述存在指供、诱供乃至刑讯逼供的重大嫌疑。

九、曙光初见，案卷终现

经过扎实取证与材料整理，律师团队向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刑事申诉书。

2019年8月，转机出现：最高检检察官主动联系金杰律师，约定面谈。此后，最高检检察官先后三次约见律师，深入交流案件疑点。

鉴于地方法院阻挠阅卷，律师申请由最高检调卷并安排阅卷，获得同意。2020年9月4日，金杰、杨文律师终于在最高检案管中心查阅了全部案卷——这也是该中心成立后，首次接待律师阅卷。

手持卷宗，律师既感庄严，亦觉振奋。随后，他们向最高检提交了详尽的律师意见书，系统论述胡某、廖某并非真凶的理由。

此后，最高检承办检察官在疫情期间两度赴江西实地调查，询问证人、走访原办案人员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复核。

至此，这条走了三十年的申冤之路，终于照进了第一缕司法监督的曙光。

十、抗诉再审，柳暗花明

2022年春节前夕，金杰律师接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梁检察官的电话。电话中得知，最高检已就本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，相关《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》也已送达。

挂断电话的那一刻，金杰律师难掩激动——这无疑是春节前最好的消息。他由衷地对梁检察官说：“太好了！衷心感谢最高检，感谢每一位为本案付出心血的检察官。你们辛苦了，今年春节，胡某和廖某终于能过一个安心年了。”

紧接着，金杰律师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知当事人胡某。电话那头，胡某怔住了，十几秒没有出声，随后放声大哭。良久，他才哽咽道：“前段日子我突然得了脑梗，刚出院……没想到能等到这一天。今年，总算能过个安稳年了。”金杰律师轻声安慰，鼓励他保重身体、坚持下去——曙光，已在眼前。

2022年1月12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高检一厅刑申抗（2022）Z1号刑事抗诉书，抗诉理由明确指出：

本院认为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胡某、廖某实施了强奸行为，原审判决、裁定认定二人犯强奸罪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具体理由如下：

（一）除胡某、廖某的有罪供述外，在案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实施了犯罪。

1. 客观证据无法将胡某、廖某与本案关联；

2. 二人外形特征与被害人描述不符；

3. 原审采信的证人证言不能指认系胡某、廖某作案；

4. 被害人陈述与二人有罪供述存在多处矛盾。

（二）胡某、廖某的有罪供述不稳定，存在先供后翻、“随证而变”的情形，真实性存疑。

（三）原审对可能有利于被告的物证检验报告未进一步核实并出示。

（四）现有证据可证实廖某与被害人相识，双方辨认时的反应不符合犯罪嫌疑人见到被害人的正常表现。

（五）原审在一、二审阶段未及时收集关键证据（如外形特征、作案时间、鉴定意见等），后续再审亦未充分核查证据矛盾、未复核辩方证人，仅以“无证据证实无罪”为由维持原判，理由不充分。

综上，原裁定认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为维护司法公正，准确惩治犯罪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三款，特提出抗诉。

2022年1月26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（高检一厅刑申通〔2022〕Z2号），再次阐明：经审查，认为原审判决、裁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决定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。

2022年7月18日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最高法刑抗4号再审决定书，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再次予以再审。

十一、釜底抽薪，精准辩护

2023年6月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对本案立案再审。同年12月19日，再审正式开庭。金杰、杨文、张殿龙三位律师出庭为胡某、廖某辩护，二人亦亲自到庭——这已是他们第九次参与庭审，但这一次，气氛与以往截然不同，希望的曙光终于照进现实。

庭审中，出庭检察员宣读最高检抗诉书，合议庭依法开展法庭调查，认真听取被告人陈述、辩解及辩护人意见。金杰、张殿龙、杨文三位律师出示了包括原审卷内证据、新核实材料及新搜集证据在内的多项材料，并发表了系统辩护意见。随着辩护的展开，全案事实与证据的轮廓在法庭上逐渐清晰。

强奸案件的认定，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强奸行为。而本案证据链却存在根本缺失。尽管存在被害人报案陈述，但侦查机关的痕迹鉴定未检出男性分泌物；血型鉴定亦因技术局限（当时无DNA技术）无法锁定被告人。质证阶段，辩护人牢牢抓住“痕迹鉴定无法证明发生性行为”这一根本基点，结合有罪供述的非法性、多份供述间的矛盾、无罪辩解的可佐证性，以及关键无罪证据被隐匿等重大程序问题，层层递进，论证指控无法成立。

辩护意见主要围绕以下八点展开：

（一）客观证据缺失。痕迹鉴定未发现男性痕迹，无法证明二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过性行为。

（二）血型鉴定无排他性。被告人血型分别为B型与O型，与AB型被害人混合后均呈AB型，无法作为定罪依据。

（三）言词证据矛盾重重。胡某、廖某有罪供述与被害人陈述存在多处矛盾，无法合理解释。

（四）侦查程序严重违法。

现场勘查照片属事后补拍，搜查笔录见证人由办案人员兼任，依法无效。

（五）有罪供述系非法取得。供述过程存在逼供、诱供、指供情形，属非法证据，应予排除。

（六）无作案时间。有证人证言证实二被告人案发当晚不在现场，案卷内无证据证明其具备作案时间。

（七）被害人陈述能力存疑。被害人智能低下，且未作行为能力鉴定，其陈述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足。

（八）贪污罪不宜认定。胡某挪用公款事出有因、金额（剩余未还款项仅有300元）不大，且已归还大部分款项，情节显著轻微，不应以犯罪论处；其具有自首情节，当年检察机关亦曾建议免诉。

综上，辩护人指出，全案缺乏客观证据证明强奸行为发生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强奸罪名不能成立；贪污部分亦属情节轻微，依法不宜再追究刑事责任。

江西省高院再审全面采纳了辩护意见，认为：

1.原判认定胡某、廖某犯强奸罪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不能认定有罪；

2.胡某虽实施贪污行为，但情节显著轻微，且具有自首、退赃、悔罪等情节，不构成犯罪。

2024年12月25日，法院公开宣判，宣告胡某、廖某无罪，并张贴公告为其恢复名誉。随后，律师继续代理二人申请国家赔偿。赔偿办法官特事特办，多次赴当地现场办案，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，全力保障其合法权益，让二人感受到司法的温度。

2025年3月8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，其中特别提及：“胡某、廖某因强奸罪被判刑而一直申诉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原判确有错误，依法提出抗诉，再审改判两人无罪。”本案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，彰显了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意义与指导价值，也见证着申诉人与律师在推动冤错案件纠正中的不懈努力。

2025年春节，胡某给金杰发信息：“出狱多年，没贴过春联。如今清白归来，想贴一副，过个好年。”金杰斟酌片刻，赠以一副春联：

上联：三十四载申冤路

下联：一朝改判还清白

横批：神州有青天

胡某欣喜不已，特意请书法家挥毫写下两幅，一幅端贴门上，一幅细心珍藏。这个春节，他与廖某终于过上了一个踏实、欢庆的新年。

十二、判后反思，未竟之问

三十四载沉冤虽昭雪，但案卷背后，叩问犹存。

其一，侦查何以如此草率？无证据即行传讯，于法何据？辨认程序违法，何以不纠？

其二，取证何其粗暴？搜查无见证、笔录不宣读、现场可“摆拍”……若无不轨之心，何需此番操弄？

其三，证据明显矛盾，为何视而不见？痕迹鉴定已排除性行为可能，胡某第二次讯问即陈述不在场——如此明确的无罪线索，为何无一机关查证？

其四，为何“带病”起诉？证据不足，三次退查；明知不可为，何以坚持起诉？

其五，审判因何失守？一审、二审、再审……证据未增，矛盾未解，为何屡次作出有罪判决？

六、系统为何沉默？九查九审，多少司法人员经手，难道无人敢于坚持无罪判断？有利证据为何屡被隐匿？有罪供述为何成为唯一中心？

其七，责任何人来负？错拘、错诉、错判，一环扣一环；承诺书可换“补助”（以给胡某生活补助23万元为理由，让胡某签署不申诉、不上访、不进京的承诺书），真相却换不来一次认真地核查。那些让冤案扎根的人，代价由谁承担？

其八，迟来的正义，真是正义吗？三十四年，一人妻离子散，一人隐姓埋名；从青年到暮年，人生最好的时光，尽付讼累与白眼。国家赔偿可计，逝去的人生何赎？

历史是一面镜子。百年前的“杨乃武与小白菜”九查九审，惊动京城，最终改判无罪，一百多个官员被革职。百年后的胡某、廖某，同样九查九审，同样高层介入方得昭雪。

2017年3月8日，他们委托律师申诉；2025年3月8日，此案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。

八年，从个人的抗争，到进入国家的司法记忆——这不仅是巧合，更是一道深刻的年轮。

正义不应总是迟到。我们赞颂冤案得雪，更应警醒：正义每迟到一日，代价便是人生。

作为法律人，我们不仅要为洗冤欢呼，更要为正义的及时到来铺路、呐喊。

愿从此，无辜者不必再以半生，赌一个清白的明天。

金杰 律师

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京都著作权保护与研究中心主任。

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员，中国伦理学会法律伦理学会会员，曾受邀在国家法官学院培训法官授课，参与国家法官学院模拟法庭教学活动。

曾任高级法官、高级检察官；在检察机关从事多年的刑事检察、反渎职侵权检察、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；在中级人民法院从事审判和审判研究工作。

从事司法实务30余年，积累了较丰富的办理重大、复杂、疑难案件的法律实务经验；结合从事法官、检察官和律师三种职业的理论和实践，探索总结出控、辩、审三种思维有机结合的刑事辩护策略和经验，擅长职务犯罪、金融犯罪等刑事辩护和民商事案件诉讼代理。

代理著名作家编剧周梅森小说和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被诉侵权案，成为中国著作权领域的经典案例。

代理胡某廖某申诉34年强奸案，成为中国申诉时间最长，审判次数最多，一次撤销生效裁判最多，由最高检抗诉，再审改判无罪的典型案件，案例写进最高检2025年工作报告。

是“京都刑辩八杰”之一，被《方圆律政》评价为“控辩审‘三栖法律人’”，无罪当事人给金杰送来金匾“用良心托起天平”“德法双馨大律师”。

杨文 律师

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。

专注于刑事案件辩护和知识产权保护，擅长金融犯罪和涉黑犯罪辩护，致力于在著作权诉讼的专业性上不断探索，先后办理了辽宁、内蒙等地区的多起重大、复杂的“涉黑”刑事案件，在刑民交叉案件以及著作权保护等民商事案件中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务经验，参与办理著名作家编剧周梅森小说和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著作权纠纷案，成为著作权领域的经典案例。

办理胡某廖某申诉34年强奸案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，再审改判无罪，成为中国申诉时间最长、审判次数最多、经最高检抗诉再审改判无罪的案件，被写进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。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发起拍摄的电视剧《巡回检察组》和著名作家编剧周梅森创作的电视剧《人民的财产》（突围）、《大博弈》的法律顾问。

张殿龙 律师

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。

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、民商法学研究生，并赴美国纽约大学法院进修学习。

曾任职于某上市公司，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“法治中国”栏目法律顾问、北京广播电台特约嘉宾，多次参与国家法官学院教学活动，获得京都律师事务所颁发的独立出庭资格认证。执业十余年以来，办理了大量刑事和商事诉讼案件，尤其善于办理民刑交织的疑难复杂案件，对于国家工作人员、企业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法律风险防控，企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办理的部分案件被《法治日报》、CCTV等媒体报道。

办理胡某廖某申诉34年强奸案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，再审改判无罪，成为中国申诉时间最长，审判次数最多，经最高检抗诉，再审改判无罪的案件，被写进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。